电视连续剧《人间四月天》播出之后，演员情意缠绵的表演颇让一些观众着迷，徐志摩作品与传记也跟着热销一时。但徐志摩、林徽因等各自的后人，却不约而同地对该剧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这部电视剧“胡编乱造”，将一个虚构的庸俗的“爱情故事”强加于人。如果这仅是亲人出于对尊长的避讳倒也罢了，问题在于剧中的主人公同生活中的人物原型的确有着不小的距离。这里仅以徐志摩为例，对新诗发展的贡献姑且不论，即以人格来说，也有其柔情似水而不失风骨、矛盾丛集而坚忍不拔的魅力。他对待感情生活，其实是严肃负责的，而决非轻浮贪婪的公子哥之流可比。他一旦决定与张幼仪离婚，去追寻“灵魂之伴侣”，便执意前行，失去丰厚的经济资助也在所不惜；当他与陆小曼婚后在思想感情上出现了严重的裂痕时，胡适等友人曾劝他离婚，就连向来维护妻子权益的胡适夫人江冬秀也居然赞同他离婚，但他不想为了自己的解脱而放弃对陆小曼的责任，不愿看见自己所倾心相爱过的人因自己的离去而毁掉，于是，宁可自己苦苦地忍耐并艰辛地奔波。徐志摩重感情、爱新诗，但并非一味陶醉于个人的小天地与艺术的象牙塔之中。1928年5月初，日本帝国义制造了屠杀中国军民5000余人的“济南惨案”，国民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被日军割去耳、鼻后，与17名外交人员同遭杀害。徐志摩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深感忧虑，对帝国主义藏在体面招牌后面的可恶嘴脸深恶痛绝，对一味退让、昏庸无能的当局义愤填膺，痛斥“外交部长是欺骗专家，中央政府是昏庸老朽的收容所”。他在观念上对左翼抱有异议，但并不妨碍他在反专制、争民主的斗争中站在进步阵营一边。1930年冬，光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开除了受命闹事的国民党党员学生，结果得罪了上海市党部，担任校务委员的徐志摩不得已而离开光华大学。1931年春，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牺牲之后，他冒着危险赠送全部旅费，资助丁玲带着烈士的遗孤回乡。像这样一位多面性格的历史人物，仅仅取其感情生活的一角，加以虚拟性的放大，甚至扭曲，无疑模糊了人物真实的、整体的面目。诚然，电视剧在表现历史人物时，可以有所侧重、有所剪裁，但一切艺术处理应以准确地把握人物性格为基本原则，而不应为了商业价值去任意割裂人物性格。古代人物，因其年代悠久而变得云烟缥缈，可以给创作者提供较大的想象空间；而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史距今较近，大至历史氛围、小至生活细节，都可以从深知已故作家生平的同辈与亲人以及大量的文史资料中得到确凿的见证，因此，创作者必须对自己的想象空间加以限制。倘若为了强调某个侧面而牺牲整体，为了趣味而损伤元气，为了利润而玷污真实，只能说是对历史的不负责、对故人的不尊重。
问题不止于如何对待已成故人的现代作家，新文学作品的改编也存在着对原作忠实与否的问题。有的文本被做了伤筋动骨的大手术，人物性格、情节结构被改得面目全非；有的仿佛被做了劣质的美容手术，非但没有使作品焕然一新地走上屏幕，反倒落下了难看的伤疤与深深的隐痛。将小说改编为影视，改编者自然有再创作的自由，但自由不是毫无节制的任性妄为，基本框架不应做大的改变，否则就不如完全另起炉灶，何必在人家的绿荫上纵马施威呢？
新文学史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十年，但名家辈出，精品荟萃，的确是一座拥有丰厚的思想、文化、文学资源的富矿。比起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恣意否定来，将新文学作家及作品引入影视，应该说是有见识的举措。因为这样不仅能够为急需提高原创力的影视增添活力，而且可以使新文学更加普及。问题在于，如果如此伤害和歪曲新文学，则只能表现出对新文学的无视与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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